我两期《梨园春》擂主因安分守己63岁还在求生存舍不得吃一碗烩面

  原标题:我,两期《梨园春》擂主,因安分守己,63岁还在求生存,舍不得吃一碗烩面

  我叫姚大全,今年63岁,是一名专业的豫剧演员,曾经在河南卫视的王牌节目《梨园春》上面连续两期守擂成功,是我们当地家喻户晓的本土“明星”。

  如今到了退休年龄,本该在家含饴弄孙、颐养天年,却因为我的性格和重男轻女,最后落得一身伤病,居无定所,花销也入不敷出。

  1958年,我出生在豫东一个偏远农村的贫困家庭里,家中六个孩子,我排行老五。

  那个年代大家普遍很困难,尤其在农村,孩子多粮食少,小孩出生后,能顺顺利利地长大成人已经很幸运了。

  记得我十来岁正在长身体的时候,时刻处在饥饿状态,每天都饿的两眼放光,最大的乐趣便是跟小伙伴一起去地里面偷红薯,花生和玉米等一切能吃的东西。

  有一次,我们去偷柿子,被看柿子园的一个中年男人抓到。那个人让我们把衣服脱光,两个两个地面对面站在一起,互相往对方身上尿,尿完还要用柿子蘸着尿吃下去。

  因为在农村,小孩子调皮捣蛋偷点农作物不算什么,逮到了顶多训斥几句,从来没有人这么对待偷东西的小孩。

  那个男人疾声厉色:“我会让你们记住,没有下一次,再让我逮到,腿给你们打折!”

  我旁边的小伙伴吓得大哭,由于柿子林就在村头,他哭的声音又大,不一会儿便引来了住在村头的人家。

  不知道是谁跑回去跟我父亲说了,父亲来了之后对着我就是一脚,把我踹在了地上,然后给那个人赔礼道歉。

  谁知,那个人竟然说我们把柿子树上的柿子都打落下来偷光了,让我们赔,至少要一袋小麦。90234四选一肖

  那个年代,一袋小麦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巨大的支出,吃都不够,哪里来的余粮?

  乡里乡亲都在劝他,几个小孩子调皮捣蛋,打一顿算了,谁家也拿不出这么多粮食。可是他坚持要粮食,不给就闹到大队去,要在覆盖全村的广播上,直播我和小伙伴们是小偷。

  最后,父亲和小伙伴的家长们,硬是从自己家为数不多的口粮里凑了一袋麦子给了那个人。

  回家后我自然是挨了父亲一顿毒打,我哭着说我错了,父亲也不理睬,母亲拉他也没用,我的兄弟姐妹们吓得不敢出声。他拿一根烧火棍打我,一棍子下去,我身上立马肿了一道印子。

  不知道他打了我多少下,我疼到身上都快没知觉了,他也打累了,坐在我旁边,我哭他也哭。

  他哭家里穷,穷到我偷东西还让他受了辱,他哭以后的生活艰难,这么多孩子要吃饭,没有粮食怎么办。在当时的我眼里,他唯独没有为了心疼我而哭。他打我只是为了发泄,为自己的赔偿出一口气,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教给我一句人生道理,只是打。

  父亲是家里的绝对权威,平时吃饭,他不入座不动筷,我们任何人不敢动。他一个人坐在高高的八仙桌上,我们要么坐在他脚边的小桌子上,要么端着碗出去吃。

  母亲从来不敢跟他大声说话,更别提在他经常无故地打我们的时候会护着我们了。长期贫穷和压抑的生活,让母亲对我们也很冷淡。她不打我们,但是不怎么跟我们说话,也并不关心我们,她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应付我父亲的要求上面。

  我长大以后,关于童年的家庭,想不起一丝一毫开心的画面,回忆里每个人都阴沉沉地,满含戾气。

  记得那天晚上,我把初中课本一页一页抚平,一遍一遍翻看。到了第二天早上,我把课本全搬到了厕所当厕纸用,然后拿了几个黑面馒头,去镇上找活干。

  到了镇上,正好有一个剧团在唱戏,看着戏剧演员们穿着华丽的戏服,在舞台上演绎着让人或高兴或落泪的故事,我便再也走不动了。

  演员们上午演出一结束,我就跑到后台,找到团长,跟他说我想跟着他们学唱戏。也许是上天垂怜我,当时剧团的李团长很欣赏我的勇气,他觉得我模样周正,个子长得也高,虽然正处于变声期,但可以好好培养。

  其实那个年代想学唱戏的,大部分都是去戏校进行系统地学习,毕业后可以直接分配到各个剧团。但我家的条件不允许,只能靠自己去博得机会。我一直都很感谢李团长,是他给了我第二次人生,让我有一技之长赖以生存。

  我很珍惜在剧团学唱戏的日子,每天四五点就起床吊嗓子,吊完嗓子就练功,从最基本的唱念做打开始练。

  李团长说我的嗓子还没变好,让我先奔着武生的路子走。由于我学的有点晚,骨头已经硬了,每次练功都很痛苦,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也是别人的好几倍。

  记得我学前空翻摔了无数次,有一次翻过去没站起来摔倒了,左侧脑袋磕到了一块石子,顿时磕了个口子,鲜血直流,我愣是没哭一声,也没叫一声苦。

  在我的心里,能吃饱饭,接触的每个人都很和善友好,李团长像长辈一样关心照顾我,对于我来说,剧团生活简直就是天堂,这点苦根本不叫苦。

  我跟着剧团“穿兵”(跑龙套)了两年多,慢慢地一两句戏词的武生我也能上了。

  李团长厚待我,专门给我找了个老师教我唱腔。可能是变声期吊嗓子吊得厉害,变声期过后我的声音就有点哑哑的。有时候上台唱的一两句,总感觉声音憋着发不出来,唱了几次我就有点灰心了。

  一次偶然的机会,老师让我尝试了一下黑头的唱段,我一下子找到了感觉,那种用力嘶吼出来的感觉太好了,我甚至觉得这么多年的压抑的生活经过这么一吼,身心都舒畅了很多。

  老师也夸我声音清亮,他说豫剧黑头的音色是需要沙哑有气势,但大部分演员的声音都是疙疙瘩瘩,故作深腔,唱出来一没有韵味,二听久了难受。而我的声音是天生沙沙的,音域又高,音色反而显得宽广清亮,即使在嘈杂的环境里,观众也能听清戏词,是很难得的一把好嗓子。

  就这样,我开始了黑头戏的学习。先从《包青天》开始,再到《下陈州》、《探阴山》、《老包赶考》、《断乌盆》等等,我如饥似渴地学着一段又一段唱腔,登台演出的机会也越来越多。

  每次站在台上看着下边的观众仰着头看我们,我都觉得很激动。在舞台上,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——把这场戏唱好!

  当我第一次在台上赢得掌声的时候,下台后我沉默了很久,不是不高兴,是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。

  爱人也是一名豫剧演员,演花旦的,经媒人介绍认识的。我爱人是戏校出身,条件比我好很多,当年追她的人也多。

  原本我爱人家里是不同意这门婚事的,但爱人敬佩我能吃苦,唱得也好,又都是同行,她笃定跟着我将来肯定有好日子过,于是执意要跟我在一起。

  结婚后爱人也跟着我到了李团长的剧团。由于这个团是私人的小剧团,演出收入不高,条件非常艰苦。爱人跟着我走南闯北,打地铺,吃白面条,毫无怨言,还练就了一手快速打包行李的技能。

  我们没办法带着他们俩讨生活,便忍痛把一子一女分别留给了母亲和岳母抚养。说实话我有点重男轻女,我从那样的家庭环境里逃出来,却选择把女儿送回去给父亲母亲抚养了。

  可能是因为隔代亲,父亲母亲带女儿反而带得很好,没有漠视,但也没有溺爱。长大后的女儿很独立,又孝顺。

  反观儿子,由于岳母过于溺爱,八九岁了还不会自己穿衣服,农村虽然条件不好,但他想吃什么想要什么,岳母都会尽自己最大能力满足他。

  一切得到的太容易反而不知道珍惜,儿子长大后不知道感恩,不知道体谅我们俩,也从来没有关心过岳母,连岳母去世都没有掉一滴眼泪,不知道是不是男孩成长期的叛逆。

  上天再次眷顾我,我们俩被周口市豫剧团录取了,还成了正式工,吃上了那个年代人人羡慕的“商品粮”,虽然工资不高,但总归是有固定的住所和固定收入了,不用再四处漂泊,儿子女儿也能在暑假到周口市豫剧团与我们团聚。

  周口市豫剧团的团长非常欣赏我,我也刻苦努力,不久便成了团里的台柱子之一。团长建议我到郑州一团拜师学艺,由团里负责一切花销,条件是学成必须回来。

  当时我一双儿女尚在年幼,爱人也不能跟着去,到郑州那么大的地方,人生地不熟,还要疲于新的人际关系,更要跟老师搞好关系,我打了退堂鼓,思虑再三拒绝了。

  如果当年我去了,能把我的专业能力提升不说,光是郑州一团的资源都是我在穷乡僻壤奋斗一辈子都得不到的,可惜那时我眼光太浅,老天爷追着喂饭都懒得张口。

  90年代,经济条件慢慢好起来了,周围其他行业的人越赚越多,我干亲家在镇上开了一家理发店,早早成了万元户。而我们俩,还在国营剧团里熬苦日子,工资几乎没怎么涨,每个月往两边老家里寄钱以后所剩无几,日子过得比跟着李团长还紧张。

  1995年,新密市豫剧团的团长看了我的演出,几次三番找到我,想挖我到新密市豫剧团。我们没答应,再怎么说,周口市豫剧团也是地市级的,离家也近。可是新密市剧团团长开出的条件太诱人了:工资翻倍,还解决两个孩子的户口和上学问题。

  我们太想孩子了,此时女儿已经上初中了,我们几乎都没有陪伴过。人生再次面临选择,岳母身体也越来越不好,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,我们毅然跳槽到了新密市豫剧团。

  还好,新密市豫剧团很少出省,大部分是送戏下乡,当天去当天回。虽然工资比当地平均工资要低一些,还有两个孩子要养,但起码能经常陪在孩子身边,吃喝是没有问题的,孩子们也顺利入了当地的学校。

  那个时候新密县城流行起了戏曲茶座,唱一晚上能挣几十到几百不等,我和爱人白天上班,晚上便到戏曲茶座唱戏挣钱,不到三年,手里便有了几万块钱,在县城买了一套百来平的房子,算是真正在新密安了家。

  后来,我听周口市豫剧团的同事们说,周口市豫剧团形势一直很不好,这么多年了大家过得还是很苦,香港赛马会。如果我没有来到新密,我的儿女还在老家,也许女儿已经辍学,准备嫁人了,过着背朝黄土面朝天的农村生活。

  2001年,命运又一次眷顾了我。我报名参加了河南电视台的《梨园春》节目,首期便打擂成功,当上了擂主,又成功守住了一期擂主的位置。

  虽然过程很短,却让我在家乡新密打开了知名度。《梨园春》是河南省家喻户晓的节目,当年的收视率比央视春晚还高,新密当地出个擂主,跟现在的明星网红差不多。

  当年是需要大家打电话投票的,不管认识不认识,只要你唱的好,就有人心甘情愿打电话投票。

  我记得我得擂主回去那天,到楼下已经凌晨一点多了,邻居们还都在楼下守着,我一下车,他们便放响了鞭炮欢迎我,像过年一样高兴。

  过了好几个月,我到街上买樱桃,还能被卖樱桃的大妈认出来。她怎么都不肯收我的钱,在她心里,碰到我就像碰到明星了一样,太幸运太开心了,怎么还能收钱呢?

  那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,但是所有的运气似乎也在那一刻全部用完了。所有的苦难,都需要我用下半生来偿还。

  那两年的演出越来越多,期间也被河南电视台《心连心》艺术团的下乡演出邀请过。那几年形势越来越好,新密市也出现大大小小的艺术团,每个团都需要各种演员,有的演员一天能串好几场,一场演出费差不多50-80元不等,逢年过节演出费会高一点,我跟爱人过年的时候一天都能挣一两千。

  就这样,我们马不停蹄地在各种艺术团演出,不但在剧团低迷的时候养住了家,也迅速在新密积累了人气,提高了知名度。可以说,新密的大小乡村我都去过,到每个地方演出都有很多人认识我。

  有一句话叫,性格决定命运,但有时候选择更重要。前半生我的命运靠本事,后半生我的命运由选择决定的。

  那个时候我爱人说,做艺术团的人那么多,可每次演出舞台和音响都是不够用的,我们何不买一套舞台设备,专门做租赁的生意?这样平时自己也能接活,比我们自己出去给别人唱一段戏挣钱多。

  可是我的性格很大一部分随了母亲,执拗、懦弱。我不敢做,怕赔钱,而且我对自己的技术相当自信,不可能有没有演出机会的那一天。

  那个时候那样做的人,后来都发财了,因为演出市场越来越好,音响器材租赁供不应求,而且他们接的活也越来越多,接下一场演出,只用花费30%的演出费给演员就可以了,剩下都是自己的。

  对于这样的事情,我也只能眼馋,谁让我没有那个野心,不敢去闯一闯呢。我所有的胆大妄为都在那一次偷柿子事件中用完了。

  而且我太不会处理人际关系,执拗地认为我的工作就是唱戏,只要把戏唱好就行了,什么搞关系,不就是巴结领导和讨好周围的人吗?我从骨子里看不上,更不屑于做这些事。

  由于我自卑又要强的性格,在领导面前又不太会说话,也不屑于说些好听的话维护人际关系,说好听点是恃才傲物,说难听点是情商太低,导致后来我的演出机会越来越少。《梨园春》后起之秀也如春笋般一波波地冒出来,很快我就被大众遗忘,也没了丰厚的收入。

  现在回头想想,周围那么多人帮我,包括当年邻居们都不遗余力地给我投票,可我却不知道感恩。当年没有好好感谢过邻居们,也没有感谢过提携我的剧团领导和帮助我的同事们,甚至来新密这么多年都没有回去看望过恩师和李团长。

  我身上时常有母亲的影子,冷漠、懦弱、沉默,这些特质让我的事业面越来越窄,生活越来越不好。

  我曾经对自己说,我要把童年缺失的一切都补给儿子,尽量满足他提的任何要求,却没有对他足够的管教。

  这可能是中国一部分父母的处境吧,也是我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。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,儿子也逐渐懂事了,虽然成长得比较慢,但总归慢慢成熟长大了。

  他娶了一个好老婆,儿媳妇任劳任怨,对我们也特别好。可能是儿媳妇影响了他,再加上两人也有一个听话乖巧的孩子,最近几年他开始发奋图强了,做过快递,跑腿儿,刮风下雪,风里来雨里去,从来不叫一声苦。虽然挣的钱不多,也勉强能顾住他的小家。

  我常常说,人一生的福分都是一定的,他之前享的福,要用后半生的辛苦去还。对于儿子的变化,做父母的除了欣慰还是欣慰。

  通常我们晚上演出完回家都半夜了,夏天还好,冬天实在是难熬。没有钱买汽车,就骑着摩托车下乡演出串场。由于我年轻时练功留下了伤病,再加上冬天冷风吹,不到五十岁,我的左腿关节炎加骨刺,已经让我疼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。

  现在的我,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,每天吃饭前先吃一堆药,时不时头晕心慌站不住脚,腿也疼得一瘸一拐的,一身病痛。

  看着我的同龄人都在家安安心心地带着孙子,我们却还在外漂泊,靠一点演出费过活,舍不得吃一碗烩面,想想曾经的荣光,和曾经逝去的无数机会,我心生悔恨,却也不得不面对现实,尽自己最大努力,把眼前的日子过好。

  希望我们老两口还能再多唱几年戏,能早点把房贷还完,这样我们老了也能有个温暖舒适的家。

  唱了一辈子戏,演了一辈子别人的故事,到头来自己的人生却过得一塌糊涂。如果当初我的性格不那么执拗,胆子再大一些,多一些正确的选择,生活会不会不一样?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